2024年夏天，我再一次回到故乡南太行。相对于往常，这一次待的时间较长。很多年以来，我以“南太行乡村”为背景，写了大量的散文和少许小说。逐渐觉得，以往的素材基本上用光了，这倒还是一个浅层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和当下的乡村竟然有些“隔膜”了。
二十多年前的北方乡村，还是热气腾腾的鸡犬相闻，邻里相望。那时最大的变化就是各种摩托车和运输车，但房子依旧是祖辈以来的青石或红石建筑，古朴而又实用，只是美观度略差，日常生活也极不便利。而现在，各种新式楼房、私人轿车、运输车辆停得到处都是，种地、收板栗等相应的机动便捷工具一应俱全，家家户户都有购置，盖房子也都用上了搅拌机、铲车、钩机、电子标尺、筛沙机等。这使我蓦然觉得，“机械化”“现代化”肯定不再是城镇的专用词，“现代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村也如火如荼，进入到每一个村民的现实生活中。再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乡村人不再觉得城市神秘、新鲜，已经不像多年前那样，总是把每一次进城当作一场豪华的旅行、一次极其难得的“见世面”的盛装出游。在新时代，乡村人不再对城市保持向往而胆怯的心理，认知上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不知深浅”“满眼新奇”到“自然而然”，用寻常的心态和眼光去打量、审视当下的城市及其包纳与衍生的一切，进而以见惯不惊的态度来“评点”“论说”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而我对乡村的认知和理解，绝大多数还停留在二十多年前自己参军前后的那个时期。这种“见惯不察”“蜻蜓点水”式的乡村记忆和印象，使得自己的“南太行乡村”文学书写日渐陈旧。我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觉得与新时代的中国北方乡村脱节了，“身”和“心”似乎也和活生生的人间烟火、大地现场有了间离的感觉；再写乡村的时候，无力感强烈之外，还有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说不出来的尴尬。
2014年10月15日，习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非常深刻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无魂的躯壳。”如今重温，可谓醍醐灌顶，使人猛然惊醒。二十多年来，从部队到地方，其间去过的南北方乡村也很多，但总有走马观花的嫌疑，多数时候仅满足于“我看到了、了解了”，而没有真正地沉下去，走到具体的人群中。即使生养自己、时常魂牵梦萦的故乡，我每一次回来，也都是急匆匆地办完事，又急匆匆地去往他乡。这种来去漂浮的行为，使得自己与故乡的“现实距离”“文学距离”越来越大。
这次回到乡村，潜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正值盛夏。暑热之中，村人们还在劳作。恰逢板栗成熟期，为了收获方便，要割掉或者拔掉树下的杂草，不然，板栗掉入其中，就很难找到，结果只能减产。我了解到，南太行山区一带的乡村人，多数已经不再到城市打工，而是分别在自家的坡地上种植了板栗树。这种果树成活率相对较高，产果时间较短，大面积种植并做好病虫害防治的话，到秋季，每家每户的毛利润能在3万到8万元之间；种植数量较大的，年纯收入能在10万到20万元之间。当地乡干部霍士硕和张京伟说，南太行山区一带的板栗，颗粒虽小，但肉质结实、甘甜，明代曾作为朝廷贡品。因为板栗量大质优，多数出口到欧洲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加之这里是山地，有的乡民便以地利之便，养殖跑山鸡、跑山猪等，每年的收入也不菲。也有很多人将附近的明长城、北武当山加以旅游开发，有的则以民宿方式发展庭院经济。我看到，马路上的大小车辆很多，尤其在节假日，除了邻近的京津冀晋鲁等地牌照外，竟然还有福建、广东、广西和上海等地来的旅游大巴。村支部书记刘社香说，这些年来，很多城里人一到夏天，就到咱们山里避暑来了，咱们这里的农家饭、山楂、苹果、葡萄、桃子、脆李子、柿子、核桃等也很受欢迎。我还发现，很多人家除了农用车、轿车之外，还添置了电瓶车、摩托车等，主要用于走亲戚、买东西的短途代步。
没事的时候，我和弟弟一起为邻居或其他乡亲盖房子、搬砖和泥，在劳动中，与众乡亲攀谈起来，才了解到现在的南太行乡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繁华且有些驳杂的“新世界”了——其中有个人的奋斗，也有基层政府的同心勠力，经济发展较快。
顾炎武在《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中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乡村是逐渐消散的农耕色彩向着现代农业前进和转换的最后堡垒和赓续之地，时代在乡村投射的光，乐观、明亮且美好。时至今日，“三农”始终是中国最为深沉的底色，也是最具时代特征的一个巨大的“自然和人文现场”。置身其中，我耳听目睹的，都是自然、真切、扎实的人间生活，是人民的喜怒哀乐，更是时代洪流下乡村文化和文明的嬗变及其具体表现。其中很多人是我的近乡亲，有的还有血缘关系。他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幸和不幸、快乐和迷茫、愉悦和苦难，都是最真实、深切的人生风景和生活场域。我从中觉察到的，不仅仅是可供直接获取和艺术性提炼的文学创作素材，还有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和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这使我不得不思考一些形而上的问题，比如，物质丰足之后，乡村人群如何安放心灵；如何在当下重塑民族的文化精神；如何在一种新的发展形势下，更好地承接未来；如何在守正创新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此等等，值得每一个写作者认真思考。一个写作者，在乡村题材的创作上，不仅要表现人们在现实中的各种遭遇，更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心灵建设和文化要求，着眼于整个人类历史和未来、现状和命运的呈现、表达与塑造。
习强调：“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重新步入乡村，沉下心来到乡村生活，是一次重温，也是一种进入。我再次认识到，曾经熟悉的乡村，已经成为过往，风物犹存，而人们的现实生活方式、质地，特别是心灵、精神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判断，都跃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人类历史和文明进程的必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农村发生的典型性变化的具体体现。工具的变迁、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丰富，正在超越我们的经验和想象。
如此的乡村观察、历练和体验后，对于“南太行乡村”的文学书写，我似乎又找到了“源头活水”，也真正理解了习关于“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一重要论断的巨大现实意义，对自己继续“南太行乡村”的文学书写也有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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