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至2023年，著名作家叶辛推出的“殇情三部曲”，再次把人们带到一个情感峰回路转、情节跌宕起伏的文学世界。期间，他的《九大寨》《晚秋情事》也相继出现在读者面前。4年出版5部长篇小说，对年逾古稀的叶辛而言，这份成绩单不仅折射出作家对文学理想的坚持，也反映出现实生活给予作家丰富的创作营养。
崭新的2024年打开扉页，作家出版社拟再版叶辛的《蹉跎岁月》和《孽债》。第24版的《蹉跎岁月》和第18版的《孽债》，其全新封面将告诉读者情感故事何以绵延不绝、文学经典何以经久不衰。从当年的“知青情感两部曲”到40年后的“都市殇情三部曲”，叶辛在年轮更迭的写作中，用更为具体更为生动的故事诠释了什么叫自我超越。报端的诸多评论文字，体现出读者对“都市殇情三部曲”的喜爱。
叶辛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上海，但他的人、他的作品，一直在上海和贵州之间穿梭。一些与贵州题材有关的文学作品如《五姐妹》《九大寨》《爱上荔波》《打开贵州这本书》等，就是在不断穿梭往返中完成的。“贵州是我的文学事业的起点，也是我文学创作的宝库，我没有理由冲淡这种血缘似的底色。”贵普话与沪普话交杂的言谈中，时不时冒出的贵州方言，让不熟悉他的人难以猜准叶辛是哪里人。叶辛说，这种“混搭语言”证明他既是上海人，也是贵州人，不然他也写不出那么多都市与农村题材交织的文学作品。
叶辛对贵州的情感可以用“乡愁”来解读，而他在作品里营构的人类情感世界，牢牢地牵引着读者的神经。“爱与情是人类的永恒话题”，秉持这一创作理念，叶辛的许多作品总是情切切、爱绵绵。如《悠悠落月坪》描绘的是打工潮撞击之下山乡青年男女躁动的感情生活，《缠溪之恋》则关照的是留守妇女的情感困境，《问世间情》直接触及临时夫妻的情感奔突，《晚秋情事》揭开中年男女情感困顿的密码，《九大寨》展示两个家族之间由来已久的爱恨纠缠。“殇情三部曲”除《魂殇》探讨当代知识分子灵魂的安放，《恋殇》和《婚殇》都是反映当代大中城市中的懒恋、懒婚及大龄未婚现象。叶辛忧心地说，当下我国的大龄未婚女性有很多，且呈现出越是层次高，未婚女性比例就越高的趋势。作为一个小说家，自然不能忽略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关注。
叶辛坦言，他创作“殇情三部曲”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二三十年素材积累的结果。不管在贵州还是在上海，他一直关注生活中的细节，觉得一些情感的事很有意思，就记在小本本上。他认为，情感是人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社会现实的一道严肃课题，在文学作品中如何展开这幅画卷，需要作家们去发现、去表现、去展现。
近日，天眼新闻记者与75岁的叶辛对话，作家“为文学事业而奋斗”“为贵州发展而奔走”的不渝矢志，让人印象OG真人网站 OG真人深刻。什么叫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晚年的叶辛用态度和精神作出生动的诠释。
记者：短短几年间推出5部作品，这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无疑是一朵激荡人心的浪花，由此可见您对文学创作的追求和执着。这是一份怎样的执念？
叶辛：当年在贵州修文插队的日子很艰苦，但我还是从阅读和写作中找到了温暖内心的亮光。在那栋低矮的、只能容纳一张木板床的土地庙里，我伴着煤油灯不停地写啊写，总觉得有一天这样的努力会有收获。好几部作品，就是这样熬更守夜写出来的。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因为写作调到了省文联，实现了“当一个作家”的梦想。我经常关注、观察和思考别人不太留意的情事，即便到了贵阳、回到上海，我一直保持这个习惯。这为我的创作积累了很多素材。比如创作《婚殇》，我就从身边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发现了他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灵魂如何安放，情感如何规整。
创作《婚殇》《恋殇》，则从年轻人的身上探索、解锁当代人们的爱情密码。写《九大寨》，是我在贵州工作时就涌起的念头。可以说，没有哪一部作品是即兴式的，全都是现实生活的折射。《蹉跎岁月》和《孽债》之所以在今天仍有读者，就是因为作品把笔触探进人物心理，观照的是每一代人都愿意探索的情感问题。人应该要有一些执念，否则生活OG真人网站 OG真人就会过得没滋没味，执念能成全一个人的梦想。
记者：您曾说您用两副目光看待世界，在城里用城市的眼光看待乡村，在乡村用乡村的眼光观看城市。这种审视世界的方式，让读者觉得您的作品在故事的铺陈中有一种代入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两副目光？
叶辛：从某种意义上说，知青题材里的那些知青既是城市青年，也是农民，而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知青的情感生活，要比农村青年的婚恋复杂得多，这从包括我的《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来。知青与当地的农村青年结婚，会产生一些后遗症。当代年轻人的婚恋观是怎样的，作为一个经历者和见证者，我能悟出其中的一些道道。而当下年轻人对婚恋的态度，因为时代变化而不同，一些大龄青年对爱情显现出一种疲态甚至报以颓废情绪。所以我对城市和乡村的审视，不仅是对社会的一种思考，也是对创作的一种触发。
单纯用城里人的眼光来考察农村人的生活态度，或者单纯用农村人的眼光来体察城里人的生活境况，可能都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个审视缺乏“悉知”这个认知基础。我认为，用两副目光来看世界，是一个作家应具的基本素质，它让我们在认识世界时更为全面、客观。
记者：我曾和您一起参加过多次采风、调研、考察之类的活动，没见过您带笔带纸，所见所闻都记在心里。而您写作时，都能记得住许多细节比如人名地名数据之类。这其中有什么“门道”吗？
叶辛：我想除了记性好一点外，更多的是把所见所听刻在心里。这是一种直觉，也是一种训练，会形成惯性。我经常跟文学爱好者讲，采风也好调研也好，要真正地沉下心来，不求掌握全部信息，但一定掌握最重要的信息，这是创作准备的一个好方法。当年写《蹉跎岁月》《孽债》《三年五载》《家教》，后来写《缠溪之恋》《五姐妹》以及关于贵州题材的系列散文等等，可以说每一部作品我都作了充分的积累，这个积累不是一时一刻的，而是长期的。一些积累我把它放在脑子里的某个格子里，一些积累我写在本子上，创造的时候，就把它们拎出来，作为线索或提示指引创作、辅助创作。
记者：在贵州，目前有3个以您的名字命名的文化空间，即叶辛好花红书院、叶辛荔波文学院和叶辛普安红书院。这是不是您对贵州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
叶辛：就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12月31日，普安县成立了一个用我的名字命名的书院。3个文化空间，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好花红书院重在乡村阅读和文艺活动开展，荔波文学院则通过文学的力量推动荔波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的建设，普安红书院突出茶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在全国，有9个地方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书院或文学院，虽然全都是公共文化空间，强调公益性，但做得最好的是惠水的好花红书院，从2020年运作至今已开展100多场活动。荔波文学院是2023年10月才开院的，效果已经初显。这几处文化场所异曲同工，都强调地域文脉的赓续传承。
我觉得，贵州的文化资源是很丰富的，一些文化资源整合好了，对地方的文化建设乃至文旅融合，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不具体运作书院和文学院，有心怀故土的人在操办这些事。我想我能为第二故乡做的事情，就是在文化和文学方面有一些贡献。也可以说这是我对贵州情感的寄托，除了通过出版图书来传递贵州故事，还通过实际行动助力一些地区建立公共文化场所，以此为贵州乡亲服务，为贵州的高质量发展服务，是我的一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