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人物及文学主题方向重新讨论晚清和“五四”的不同，我们看到，鲁迅关心的重点不只是“官”，也不只是“民”（把“人民”作为中心是 50 年代以后的事情），要点就是“人”。“人的文学”和晚清“官场文学”也有逻辑关系。如果李伯元讲得有理，无官不贪，甚至买官是一种“刚需”，那是不是说官员之贪，背后也有人性或国民性理由？如果老残说得有理，贪官不好，清官亦坏，那即使把所有的官都撤了，换一批民众百姓上去，但也还会有贪腐、专制？
鲁迅关于“立人”的想法，是在留学时期接受欧洲人文主义还有日本明治维新影响而逐渐形成。鲁迅和晚清作家们一样觉得中国病了。但他已不认为只是官场病了，只是政治危机导致民族危机。按照钱理群的概括，“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文化危机在于‘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亡国先亡人，亡人先亡心，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第一要着’在‘改变’人与民族的‘精神’。”
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冷眼旁观，对于新官旧政现象深感失望，“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眼看官场换了新人，社会并没有进步，导致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作家同样批判社会，却不再（或很少）将官员作为主要的文学人物，也不再把暴露官场黑暗作为唤醒民众的主要方式，而是正视他们觉得是更复杂的问题：到底是贪腐专制官场导致了百姓愚昧奴性，还是百姓愚昧奴性造就了官场的贪腐专制？
于是，鲁迅以及以他为方向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学，仍然像《老残游记》那样以文侠姿态批判社会现实，还是像梁启超这样感时忧国、启蒙救亡，但是他们关心的焦点已不再只是中国的官场，而是中国的人，具体说就是人的文学，就是解剖国民性。
当时，人们都觉得“五四”是对晚清的超越，50 年代再从“人的文学”发展到“人民文学”又好像是对“五四”的超越。可是今天再想，第一，中国的问题，关键到底是在官场，还是在民众，还是在“人”呢？第二，文学是否一定要(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解答中国的问题？“五四”百年，我们必须肯定鲁迅他们的突破意义。但是，鲁迅那一代又是否过于乐观了呢？晚清文学处理的“官本位”问题在中国果然已经不再重要了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