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党和国家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基本成形，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进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足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全局，重申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总体要求，将其作为“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系列部署中的关键环节，对新时代我国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意义非常重大。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创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基础，以合作研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组合形成一段时期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开展科技创新、推进成果转化。国内外产学研各方由初期的专项合作，逐渐演进到近期的协同创新及深度融合，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路径。
政府政策引导和搭建平台。1933年日本成立全国性产学合作研究委员会，1988年发布《大学技术转让促进法》。从1975年起，英国实施鼓励科技界与产业界合作的系列计划。1984年美国颁布《国家合作研究法案》，鼓励形成科技工业园区、“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等模式。韩国产学研京畿地域协议会专项支持“产学协力革新”。
2012年我国启动“2011协同创新中心”项目，后与“十三五”期间“双一流”建设项目合并，目前部分省政府引导项目还在抓紧运行（如广东、江西等）。
行业企业主导多方合作。德国西门子公司与慕尼黑工业大学等高校建立“知识—资本”互换产学研联盟。芬兰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形成信息交流和技术交流创新机制。美国扁平化自治型的硅谷创新网络、北卡罗来纳州三角生物科技园等，多数高科技企业均与高校专家和研究团队密切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部委所属高校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后行业特点突出的高校，均同相关行业企业保持着密切合作、共同研发的关系。
高校为基地吸引企业合作。英国华威大学校企合作，卢森堡大学校银合作，芬兰、爱尔兰、瑞典等国基于一流大学的协同创新网络，都各具特色。
我国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各类校际结盟，邀请企业进驻校园设置工程中心、实验室、工作站等，并在学校周边或其他地区合办科技园区，注意与区域内其他科研院所合作。
各方联手打造区域集群。2007—2013年间，欧盟推动在特定产业和区域中设立由创新实验室、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共同参与的“创新集群”。我国北京“中关村协同创新计划”依托园区，汇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7所大学、中国科学院30余家研究所、50家国家级科研机构专项合作；武汉东湖高新区（光谷）建设八大产业园区，集聚42所高校、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创新。
总体上看，产学研协同创新由浅入深，存在着一个“光谱”：各方达成一般性资源共享协议，实现单个或若干项目合作，开展跨机构多项目协作，设立网络联盟，建立战略联盟，而建立战略联盟将达到深度融合的最高水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两大动力，一是政府调控下引导外部需求推动，多见于中国、日本、韩国和多数欧洲国家；二是参与各方主要靠内在利益契约驱动，多见于美国和少数欧洲国家，中国也在起步。其中，产学研各方利益协调至关重要，须依规确认各自权责利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始推展产学合作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部署，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迈上新的台阶。一般来说，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主力军，企业有积极参与趋势；在应用研究领域的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企业研发机构是主力军，高校等跟进。党的十九大报告新界定的应用基础研究，作为沟通各研究领域不同创新类别的中间环节，正在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蓝海”。
在宏观政策层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产学研合作及其协同创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此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推动高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多学科交叉融合、校所企协同创新”“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支持高校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建设创新中心和创新平台，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等。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相继强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根据习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关于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投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进一步要求，探索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网络化、开放式协同创新联盟。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关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总体思路基本成形，相关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进程中，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正发挥着关键作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新时代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持续推进，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落实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支持等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高校更加重视服务企业研发创新。企业产学研合作意愿明显增大，相关制度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当前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基本走势，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核心地位更加突出。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的新部署，“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企业在技术创新全局中的决策者、组织者、投资者地位日益凸显，在集聚产业创新资源、加快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推动重大研发成果应用中，必然需要产学研、上中下游、大中小微企业紧密合作，进一步促进产业链深度创新融合，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实施等各个环节，切实发挥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用。
第二，在政府指导规划框架下完善产学研三方签约机制。在国内外发展环境条件不断变化的形势下，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国际竞争力，必须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各地政府需要研制关于本地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专项指导规划，促成高校同企业、科研院所在规划框架下协商签约，从应用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研发、中试孵化、研发成果进入产品化、产业化的链条，选择重点提供财政经费支持。在支持既有大学科技园、高技术产业园区、产业孵化基地的基础上，促进高校合作建设研发成果转化中心，更加重视区域内及跨区域不同隶属关系大学的研发成果转化。
第三，产学研深度融合需要依托协同创新联盟或共同体。高校不仅要顺应企业技术创新的多样化需求，更要主动联系企业，在深入磋商中激发和挖掘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会同有关科研院所，探索合作举办技术研究院和专项研发中心，创造条件结成协同创新联盟或共同体。通过设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管理委员会，发挥高校理事会（董事会）吸引企业家参与机制的作用，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管理制度相结合，根据企业需求，精准承担技术研发项目、调整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及科研机构发挥主动性的长效机制，在相同或相近领域技术创新攻关上形成更大合力。
第四，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资源服务平台。借助区域或跨区域的网络和大数据平台、科技中介服务平台、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流交易平台，按产业链汇聚融合研发创新资源，共建协同创新资源中心，营造动态集群综合体，集实体合作、虚拟研发、投资融资、资源共享、合作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方便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相互了解研发成果信息、借调互换研发人员、联合组建攻关团队。引导需方企业提供资金或设立基金，以风险投资、股份合作、股份制等方式引进社会资本。加强产业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健全征信制度和第三方评估监测制度，促进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